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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期将《探寻华容道》一书关于长江古代水道的3篇文章登载如下，供关注华容道的读者研究时参与。
荆江河道形成与演变
荆江大堤志编纂委员会 刘井湘等
一、河道形成过程
荆江发育于第三纪以来长期下沉的云梦沉降区，其统一河床形成的时间，至今尚无定论，在学术上仍是个需要不断探讨的问题。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一为今人袁樾方的《下荆江河曲的形成与演变初探》和1982年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前者云：“荆江统一河床，早在先秦业已形成”；后者云：“战国时代……已经形成”。这两种说法基本一致，但记述却都比较简单。另外一种说法则是复旦大学张修桂在《云梦泽的演变与下荆江河曲的形成》一文中所阐述的观点。该文认为：荆江统一河床的形成过程，大致经历了漫流阶段、三角洲分流阶段和统一河床形成阶段，经历了由西向东逐渐形成的过程，即首先是在江陵境内，其后是在石首、监利境内的形成过程。史前时期，荆江尚未形成明显的河床形态，那时江流在今湖北江陵县边缘进入浩瀚的古云梦泽中，然后以漫流形式向东南倾注。至周秦两汉时期，由于江水所携带的泥沙在云梦泽长期沉积，以致首先在水泽西部形成以江陵为顶点的荆江三角洲，并在洲上发育了分流水系。当时在这块三角洲上，古荆江水系呈扇状向东扩展，汇注云梦泽。由于受新构造运动自北向南掀斜下降的影响以及科氏力的作用，扇状分流水系的主泓道，逐渐迁移至三角洲的西南边缘，从而形成江陵以下上荆江的明显河床。此时，下荆江地区则尚处在高度湖沼阶段，洪水季节主泓横穿湖沼区至城陵矶与洞庭湖诸水相会。至魏晋时期，因北岸水系继续分泄泥沙的结果，荆江三角洲在向东继续延伸的同时，迅速向南扩张，迫使位于今石首县东北境内的云梦泽主体向下游推移，自此荆江在石首境内始摆脱漫流状态，逐步形成河床，其形态发展到南北朝时已极为清晰。而这一时期监利东境的荆江河段，则依旧横穿云梦泽向东南方向漫流。到唐宋时期，云梦泽完全解体演变成若干星罗棋布的小湖沼，自此监利境内的荆江河床最后塑造完成。
二、河道变迁
荆江自形成明显河道以迄于今，历经河型上的沧桑之变，但其基本流向与流路却是比较稳定的。根据《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的记载，历史上曾因此认定公元五世纪以前的长江主泓，是经虎渡河入澧南注洞庭，再由城陵矶复汇入江的，而今天的荆江在那时只不过是一条汊道而已。这种说法，见之于文字记载的有明末文学家袁中道的《澧游记》，该游记说：“郦道元注《水经》，于江陵枚回洲下有南北江之名，南江即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变迁，今之大江独专其澎湃，而南江之迹稍稍湮灭，仅为衣带细流”。清代胡渭在其《禹贡锥指》中亦说：“南江会澧故道，参以近志有所得而言者，江陵县西南二十里有虎渡口，在龙洲之南，南江从此东南流注于澧水同入洞庭”。而今人对此说则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从先秦两汉直至唐宋时期，江之流路大体与今略同，其主泓根本不可能走虎渡河南注洞庭。1982年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说：先秦至汉唐时期，长江主泓“大体上沿今荆江流路至城陵矶合洞庭四水。”张修桂亦认为先秦汉魏时代，江沱分汊后仍在今枝江县东一带汇合，“根本不存在分汊主泓南注洞庭合澧水那么回事。”
在河型的演变上，近500年来，上荆江基本上保持了原来微弯分汊的河道形态，河曲发展缓慢，河道变化较大的仅有上百里洲、学堂洲、阧湖堤及郝穴等局部河段。百里洲河段，明代以前棋布江中的数10个沙洲，以百里洲为核心逐渐合并，巨型的百里洲随之形成，纷杂的分汊河道因之归并成为江、沱两股巨大水流。江在百里洲南，沱在百里洲北，属“南江北沱”河势。入明以后，随着北沱流量的激增与出水口的阻溜，导致江陵西北万城一带江堤屡遭冲溃。至嘉靖间(1522～1566)沱江终于在今江口镇东南冲断百里洲，巨型的百里洲遂分为上、下两个百里洲。下百里洲之北的沱江，清初即已淤废，此洲靠向北岸成为万城西南的长江边滩。沱江改流于上、下百里洲之间。与此同时，百里洲之南长江干道中，自西向东沿流分布有苦草洲、芦洲、氵华
洲和澌洋洲，实际上把百里洲南的长江干道又一分为二，所以《读史方舆纪要》说，大江至此分为三派。至清道光年间(1821～1850)洲南大江干道沙洲继续增长，苦草、澌洋等洲靠向南岸成为边滩，江面日益缩窄。道光十年(1830)大水后，长江主泓道北移至百里洲北，河床形态因之演变成“北江南沱”。学堂洲河段，在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以前，观音矶以上河道外形还是一个大弯道，江流紧贴荆州城南曲达沙市，后由于学堂洲逐年淤长变宽，岸线向江心不断推进，河道外形弯曲度因而逐渐缩小；沙市以下岸线，则向内崩进数百米，致使沮漳河口逐渐下移至观音矶上腮。至本世纪50年代，学堂洲发生严重崩塌，致使该处河宽加大600米左右。1959年通过人工改道又将沮漳河口上移800米至现在位置。斗湖堤河湾，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时，尚属微弯形态，今已成为一大弯道，据1953年在公安阧湖堤边挖出一块1522年的古墓碑考证，该河湾大江，明时尚在今荆江北岸的青安二圣洲处，而现在阧湖堤却紧临江边，较当时河道南移约4公里。近50年来，上弯道还在不断发展，阧湖堤岸线又向南崩退约400米，但发展速度较前减缓。
下荆江的演变，则经历了从分流分汊河型到单一顺直河型，最后发展到蜿蜒型河道的历史演变过程。该河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心沙洲连绵，两岸穴口众多，属于典型的分流分汊河型；南宋以后，分流穴口大多淤塞，江心沙洲也逐渐消失或靠岸形成边滩，从而演变成单一顺直河型。迨至元明时期，河道横向摆动加剧，始逐渐向蜿蜒形河型演变。首先是在监利境内的东港湖和老河形成弯道，然后再逐渐向上游发育河曲。据清代齐召南《水道提纲》记载：下荆江“自监利至巴陵凡八曲折始合洞庭而东北”。《乾隆十三排图》对此也有清晰描绘。石首境内的荆江，在明代中叶尚属微弯形态，当时的流路在调关至槎港山一线以南，即自石首县北，沿止澜堤北侧至列货山，然后以东南微弯方向通过调弦镇南的胜湖、三陵湖、北湖至塔市入监利县境，这条流路与今已大不相同。至明隆庆以后，由于三江口附近泥沙长期沉积，江流不畅，原来调关北侧的分洪道遂扩展成大江正流，自此江流改经槎港山北侧至塔市入监利境。过去所经湖群，均已偏离大江南岸。到清初石首境内的河曲开始自下游往上游发展。弯道曲流首先在塔市至调关间形成。据《水道提纲》记载：江水经石首“县北，又东过调弦口，又东北折而东南至监利县西境”。随着监利河曲不断向上游发展，河床出现平面摆动，曾被《水经注》称之为“赭要洲”的江心洲，明时则已靠陆成为边滩，而改名为“沿江踞”，围垦农田达3万亩。但至清初，则又被“碧波荒草”所代替。其后，石首两岸大规模地修筑垸子，北岸有梅肇垸、张惠垸；南岸有张城垸、同人垸；特别是团合洲、永发洲、刘发洲等江心洲并岸后被围成垸子，改变了河床地形，从而促进了石首境内河曲的发展。
清后期，河曲又不断发育，在藕池溃口分流以后，蜿蜒河型进一步得到全线发展，河道横向位移，仅在近200年来，西部即达20公里，东部则在30公里以上。
下荆江河曲发育过程中，曾不断发生自然裁弯。据史料记载，先后发生的有：明末东港湖、老河的自然裁弯；1821～1850年间的西湖自然裁弯；1886年的月亮湖、街河自然裁弯；1887年的大公湖、古丈堤自然裁弯；1909年的尺八口自然裁弯；1949年的碾子湾自然裁弯；1972年的沙滩子自然裁弯……
荆江河道的纵向演变，据长办综合有关资料研究，远年时期，河床沉积是很显著的。近几十年来，河流自动调整，河槽处于相对平衡状态。下荆江系统裁弯后，上荆江基本河槽的平均河底高程下切在0.7～0.8米左右，但局部河段略有淤积。洪水滩地，则是逐年淤积，下荆江滩地，年平均淤高0.06米。
荆江沙洲非常发育，古时曾有“九十九洲”之说，但其确数究竟几何，过去从未考证。建国后，经长办1954年实地踏勘，知荆江有大小洲滩70处。至1975年时，主要洲滩则变为42处，其中上荆江20处，下荆江22处。上荆江洲滩多由卵石或卵石夹沙组成，其中边滩呈窄长形态，变形表现为上下延伸；下荆江洲滩则为沙或泥沙组成，其中边滩呈宽短形态，变形以横向扩展为主。
（摘自《荆江大堤志》，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
长江中下游河道的历史演变
和早期治理（摘录）
罗 海 超
荆江河段为长江河道历史演变最复杂的河段。长江出三峡后至宜都以下，进入平原地区，水流漫溢，分汊较多。枝江原在长江两支分流之间的百里洲上，故称枝江（现枝江已寓长江北岸）。当时南江为干流，北江为沱（支流），南江经由虎渡河下行汇于洞庭。后随着云梦泽的变迁，北支转为干流，两侧有九穴十三口，与汊湖相通，以调泄水量。《水经注》对石首以东的下荆江河段，尚记载有若干江心洲，是一个分汊河段，后北岸江穴尽堵，干流水量集中加大，冲刷加剧，加以洞庭湖出流顶托影响增强，致使下荆江河势向弯曲发展，逐步形成蜿蜒性河道。
（摘自河海大学1989年出版的《长江水利论文集》）
华容垸区围垦年代
《长江水史略》编写组
西汉时期，原来作为长江主流的南支开始淤塞，演变成后来的虎渡河，长江的北支荆江变为大江的主流。荆江成为主流后，长时期未筑堤防，处于南北分流状况。南宋时期，荆江大堤和南岸江堤虽已陆续修筑，但保留了许多南北分流的穴口。到明代嘉靖三年（1524），北岸穴口已全部淤寒或堵死，只留下南岸的虎渡河和调弦口，集中向洞庭湖分流，湖区淤积加快，因分流穴口少，清咸丰二年（1852）藕池口决，同治十二年（1873）松滋口决，增加到四口向洞庭湖分流，入湖泥沙急剧增加。据水文资料推算，每年经四口和四水湖的泥沙一般可达1.6亿立方米，其中绝大部分来自长江，致使湖区洲滩丛生，湖面越来越少。以清代咸丰年间所定湖界为准，清代前期的洞庭湖约为6000平方公里；当藕池、松滋溃口后，不过三、四十年，竟然淤出一个南县来。光绪二十年（1894）在新淤洲土上设置南洲直隶厅时，洞庭湖缩小到5400平方公里，至解放前夕，就只剩下4300多平方公里了。
湖区的缩小，除泥沙的天然淤积外，盲目围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洞庭湖的垦植活动，历史很早，远在战国时代就开始了，不过当时只限于直接在洲上播种，还谈不上筑堤围垦，与水争地，开始于宋代，到明、清和近代进入极盛期。这种湖区围堤与江湖堤防不同：“湖北之堤，御江救田；湖南之堤，阻水为田。湖北之堤，或东西长数百里、南北长数百里；湖南之堤，大者周围百余里，小者二、三里，方圆不一，星罗棋布，名虽为堤，其实皆垸”湖区堤垸以洞庭湖北部为早，多修建于明代，南部则多修建于清代。近百年来，推进到大通湖一带。终于把当年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分割成东、西、南三个部分。由于堤垸年代久远，时溃时修，史书和传说中常有旧垸新名，同垸异名情况，各个时期的堤垸数也难有准确的统计。据不完全统计，明代约有100多处垸子，大部分在北部的华容、安乡、澧县和南部的沅江一带。其中以明初所修的华容48垸为最著名；华容诸垸中又以官垸、涛湖、安津、蔡田等4垸最为重要，“周40余里，本县钱粮半出其内。”清代的堤垸增加到四、五百处……到解放前夕，仅湖南境内的堤垸就多达990多个，堤线总长6400多公里，1500万亩的湖区水陆面积，垸田竟占500万亩。
（摘自《长江水利史略》，水利出版社，1979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史略》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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