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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两办”老领导
探寻华容道
3月27日，中共岳阳市委办公室和岳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组织了退休老干部共25人，在导游的带领下，前往三国古战场华容道考察。中共华容县委副书记、县长汪涛，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蒋南桂，县政府办主任傅传贵和县旅游局、华容道研究会负责人作陪。（县旅游局）
《华容道在哪里》点击率高
互联网《中国民间作家》的《洞庭夜话》专栏，于2008年3月20日发表了李春阳的《华容道在哪里》一文。至3月31日止，该文已被点击3900次，日平达185.7次。（李楚文）
李氏宗祠公园一期竣工
以李白为先祖的李氏宗祠公园，在纳入华容县旅游景点建设规划后，已筹资50万元投入，一期工程并于4月5日竣工。是日，李氏全族500多人参加了竣工庆典暨扫墓活动。该公园共有自然和人文景观18处。（清闲居）
复评《华容县军事志》
3月28日，由岳阳军分区组织临湘、云溪、君山和华容县四县（市、区）武装部部长和军事志主编、华容县史志办领导，对《华容县军事志》进行了复评。该志于2006年8月由李春阳、何怀乡编写，曾在2006年12月29日在岳阳军分区进行过初评，定于2008年下半年终评并付梓。（县人武部）
张学良本姓李
《中国国土资源报》2月22日报道《张学良家族与闯关东大潮》一文载：“河北省河涧府大城县一家李姓的人家，19世纪初把儿子过继给了张家。过继者叫张天达，生了一个儿子叫张允贵，成了张家的第十代。清道光年间张允贵随着闯关东的人流到了山海关外的奉天省海城（今辽宁海城）。张家的第十三代（张允贵的曾孙）就出生在海城，叫张作霖。第十四代的第六个孩子也出生在这里，他叫张学良。（清闲居摘录）
华容道在哪里
（连载之七）
长江科学院专家罗海超在《长江中下游河道的历史演变和早期治理》一文中写道：
长江出三峡后至宜都以下，进入平原地区，水流漫溢，分汊众多。枝江原在长江两支分流的百里洲上，故称枝江（现枝江已寓长江北岸）。当时南江为干流，北江为沱（支流），南江经由虎渡河下行汇于洞庭。
该文录入河海大学1989年出版的《长江水利论文集》，该书收集了1987年10月25日至31日，由水电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和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在湖北省丹江口市举办的长江水利史学术讨论会上发表后，经专家审定从68篇文章中选出的24篇文章。罗文不但道明长江分支的原因是“进入平原地区、水流漫溢，汊道众多”，而且还交待了“南江经由虎渡河下行汇入洞庭”，更为重要的是指明“当时南江为干流”。
无独有偶，在上书中，还登载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专家席珍国的论文《先秦时期长江流域开发治理史料考》，文称：
长江正流曾会合澧水入洞庭湖，今荆江一段即古荆江沱，是当时长江干流的北支……沱江为先秦时期荆江的名称。正流经今虎渡河、会澧水、入洞庭、出岳阳与沱江汇合。
该文不但进一步说明“长江正流曾会合澧水入洞庭”，而且着重阐明“今荆江一段即古荆江沱，是当时长江干流的北支”。根据《水经注》“夏与沱一水而二名”之说，这夏水便是今荆江之前身乃长江北支沱。后来长江南支和夏水即长江北支沱是何时起互变大小的呢？是西汉时期（前206~25年）开始互变大小。请看1979年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的《长江水利史略》一书的表述：“西汉时期，原来作为长江主流的南支开始淤塞，演变成后来的虎渡河，长江的北支荆江变为大江的主流。”该书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即长江水利委员会前身）组织编写，该办是当时全国最高权威机构。
长江正流南支从“开始淤塞”到“演变成后来的虎渡河”，成为长江分支，经过了700多年的历史，因公元500年前后，郦道元的《水经注》问世时仍是“江水自此两分，而为南北江也”，而赤壁大战所发生的公元208年，南江正值正流，且处鼎盛时期，直至明末（1644）文学家袁中道写《澧游记》时，才出现“南江之迹稍稍湮灭，仅为衣带细流”的情况。
关于今荆江的演变，除了上述文章作了定性分析外，长江水利委员会专家周凤琴发表在《长江水利史论文集》（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上的《荆江堤防与江湖水系变迁》一文，作了分析。文章称：
由于云梦泽（指江汉平原一带的古沼泽）湮塞、江汉平原形成和人工堤防修筑，荆江口穴先后被堵塞，蓄洪能力衰减，洪水归槽，从而引起荆江洪水位抬升。
荆江洪水位在不同阶段抬升了多少呢？周凤琴又作了定量分析：
通过江汉平原大量古遗址、遗存、古墓葬、古建筑及洪痕、史料等的研究，得出荆江近5000年来洪水位的上升曲线：在距今约5000~2200年的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洪水位上升甚微（0.5米左右）；在距今约2200~800年间，即秦汉至南宋时期，洪水位有所上升（2米左右）；距今800年至今，洪水量上升量甚大（10米左右）。
5000年以来，荆江洪水上升量约达12米左右，其主要上升量在宋元以来的约800年间，特别是以明清以来为最快。
今荆江洪水上升可说明一些什么问题呢？至少可以说明三个问题：一可说明洪水位上升意味着江道变深、江水变大；二可说明长江南支因淤塞其泄洪量减少了，文称“公元1825年南支各水”实测分流量曾一度占荆江总流量的46.6%，与此同时也把大量泥沙带往荆南平原及洞庭湖内，荆南四水多年平均输沙量在荆江截弯前达2.06亿吨，必然引起大量淤积，其反馈作用又使荆江水位抬升；三是堤防加高了水位才可能升而不漫。周凤琴在该文中记载了从宋熙宁八年（1075）筑沙市堤起至明代（1540）前后，荆北沿岸江堤才连成一片，而荆南筑堤更晚，始自元明之交，首在松滋筑堤。
关于荆江洪水位由低而高的原因，《荆江大堤志》还作了科学的论述：
至魏晋时期（220~420），自此荆江在石首境内始摆脱漫流状态，逐步形成河床，其形态发展到南北朝时（420~589）已极为清晰。而这一时期监利东境的荆江河段，则依旧横穿云梦泽，向东南方向漫流。到唐宋时期（618~1279），云梦泽（指江汉平原境）完全解体，演变成星罗棋布的湖沼，自此监利县境内的荆江河床最后塑造完成。
上述结论告诉我们两个信息：第一，洪水位低是因为长江北支夏水处于漫流状态，至赤壁大战后的公元220年起开始摆脱漫流状态。漫流指夏季洪水漫流，冬则枯竭无水。赤壁大战时处十二月，正值隆冬，夏水更不可能有水让几十万水军和数千蒙冲斗舰通过。第二，洪水位高是因为13世纪80年代前后“监利县境内的荆江河床最后塑造完成”，有了荆江河道以后的近800年洪水位于开始猛涨，涨到一定的程度才能通航。据此推理，今荆全线通航不到800年历史，所以赤壁大战时，曹操水军不可能走今荆江达巴丘。
除了从历史地理书籍分析荆江古道正流走向之外，我们还可以从现代钻探资料来分析虎渡河一线是否存在古江。1980年，湖南省地质局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将虎渡河一线当时水文地质普查钻探情况绘制了一些剖面图。这里引用3个图加以介绍：
第一图：在湖北省公安县闸口镇以虎渡河为中心，向西10公里、向东16公里的剖面上，海拔高程40米~负100米左右，均为沙、砂砾石和含砾粘土等，以虎渡河为中心，左右6公里的剖面中，砂砾石层占50%以上。
第二图：在公安县黄山头（今虎渡河临黄山头）至新码头，60公里的剖面图上，在海拔高程以40米~负120米左右，大部分为沙或砂砾石或含沙砾。
第三图：在安乡县城至藕池河西支约8公里的剖面图上，在海拔高程负130米左右，60%层面为砂、砂砾混合层。
如果仅看其中一图，很难区分是湖床淤积层还是河床淤积层。由于三个剖面分别位于虎渡河上、中、下游，这就构成了河床淤积层的特征，且有如此之深，说明过去这里地低水大。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是说头三十年河流泥沙淤塞河东岸，洪水冲刷河西岸；反之三十年后的河流泥沙开始淤塞河西岸，洪水冲刷河东岸。长江在枝江一带分流后，公元500年前南支为正流，此后北支为正流，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在当时肯定会有水土流失的情况下，哪里的水量大，那里就淤积快。尽管洞庭湖在近百年内每年输入2亿多吨泥沙，淤塞严重，长江如今仍有松滋、虎渡、藕池三水分流。这足以说明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地势过去是南低北高，才有长江的南正北沱两江。
根据上述钻探资料，我们先后对荆南虎渡河和古夏水故道进行了实地考察。在公安县黄山头，我们看到了滔滔虎渡河，《水经注》所说的“江枕大山”跃然眼前，登山远眺，由众多湖泊组成的古江之形若隐若现，而且长江经过这里至古赤沙湖（南县、安乡、华容一带）路程也很短。在监利县中部，我们看到了由西贯东的内荆河。该河西自江陵，东至洪湖。《监利水利县》称：“内荆河（宋元之际曾名长夏河）由古夏水演变而成。”内荆河一线湖泊也很多，比较大的有洪湖等4个，因此，内荆河即古夏水有一个水利工程名称叫“四湖总干渠”。随着沧海桑田的变化，古夏水演变成“四湖总干渠”，南移成今荆江是很正常的事情。就连现在的荆江，也是一年一变。在离湖北监利县城十几公里的荆江下游车湾，有个集成垸，今属湖南省华容县小集成垸洪泛区。清咸丰三年（1853）这里开始挽垸，民国二十四年（1935）将该处13个小垸并成集成垸，面积近30平方公里，1998年退田还湖作洪泛区。集成垸的洪水位在近30多年来变化很大。1973年洪水位为海拔34.8米，而26年后的1998年达到了37.8米，上涨了3米。1970年长江车湾裁直，将位于江南的集成垸甩到了江北。集成垸前后26年竟有如此沧桑巨变，可想自公元208年赤壁大战至今1800年了，其荆江哪能静止不变呢？
既然长江南支为正流，当时的华容县位于正流之北，曹操撤退时所走的华容道当在江之北了。
结束语: 抛砖之求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古华容道不应当在今湖北鄂州或潜江、监利、石首境，而当在今华容县境内。但华容道的位置所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本文的研究还仅仅是一个起步，希望藉此能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有更多的研究者一起进行讨论。我们撰文“抛砖”的目的，也是为了“引玉”。（全文完）（清闲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