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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曹操兵败赤壁走华容道与
血吸虫病的关系
李友松
聂国祥
赤壁之战是东汉末年一次极其重要的战略决战。因此这场战争受到当时的政治家和后世的历史学家们的高度关注。战前的进攻方（曹操）对迎战方（孙权、刘备）在政治号召力、经济实力、军事战斗力三个方面都具有绝对的优势。然而，战争的结果却是以曹操的失败而告终，这完全出乎当时大多数人的预料，也给后人留下许多难解之谜。
一、战前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
1、政治号召力
曹操在东汉建安元年（196年）即将汉献帝接到了自己的根据地——许昌。献帝虽是个傀儡，但他毕竟是大汉天子，唯有他才有资格代天牧民，因此是最高权力的象征，他的驻地就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曹操虽有无君之心，但他身为汉相，却有奉主之名，因此他挟天子以令不臣，名正而言顺。何况到赤壁之战时已是建安十三年（208年）了，十余年来，天下人都已习以为常了。
反观孙权，其兄孙策（东吴政权的奠基人）在建安二年（197年）夏天，就接受了许昌汉献帝的戊辰诏书，“今以策为骑都尉，袭爵乌程侯，领会稽太守”（《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建安三年（198年），策又遣使贡方物，倍于元年所献，其年，制书转拜讨逆将军，改封吴侯”（同上）。“五年，策毙，以事授权……曹公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屯吴”（《三国志·吴书·孙权传》）。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东吴孙权政权的合法性来自汉献帝的任命，而现在孙权领兵对抗汉献帝的丞相所指挥的军队，从法理上讲是以地方政府对抗中央政府，是叛逆，是犯上作乱，是乱臣贼子。因此，孙权的军队没有政治号召力。刘备从来没有自己的地盘，迹近流寇，如不“挟刘琦以令荆州”，则无丝毫政治影响可言。
2、经济实力
战前曹操已全部占有淮河以北、潼关以东的整个中原大地，加上新降的荆州，臣服的益州（刘璋），其版图数倍于孙权。且曹操统治区是当时中国境内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虽经由黄巾起义带来的严重的战乱破坏，但人口仍然是各割据势力中最多的。加上自建安元年实行屯田制，招抚流民，兴修水利，十余年来，曹氏统治区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发展。史载：
建安元年……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同上裴注）。
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三国志·魏书·任峻传》）。
孙权的地盘仅有扬州六郡（会稽、丹阳、吴郡、豫章、庐陵、庐江）和新建立的新都郡，且山越人聚居的深险之地犹未尽从，再加上一些未归服地方流窜的割据武装，如雷绪等，孙权的有效控制地域十分有限。而且，在建安十三年以前，孙权在促进农业生产方面尚无举措。虽有北方难民涌入，带来了一些新技术，促进了生产，但效果不显著。因此，在赤壁之战时，孙权的经济力量远不如曹操。
3、军事战斗力
在冷兵器时代，军事战斗力包括士兵数量、士兵体质和装备、指挥员的才能和经验三个方面。
A、士兵数量
曹军：《江表传》载曹公与权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80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瑜请见曰：“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80万……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队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建兴二年（253年）……（诸葛）恪乃著论谕众意曰：“操率30万众来向荆州”（《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曹操为威慑敌人，故吹嘘自己的军力，因此曹操所自称80万众不可信。周瑜为东吴鹰派将领，贬低对方是其必然，因此周瑜所说23万左右亦不可信。诸葛恪身为东吴大将军，受孙权托孤之任，对当朝历史应是非常熟悉的，加之其父（瑾）、叔（亮）均亲历赤壁之战，且建兴二年（253年）去建安十三年（208年）只有45年，不易出现讹传，因此诸葛恪所说30万众可信度最高。
孙刘联军：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10万之众，受制于人”（《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备）问曰：“今拒曹公，深为得计。战众几何？”瑜曰：“3万人”（《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江表传》）。
瑜请见（孙权）曰：“得精兵5万，自足制之，愿将军勿虑。”权抚（周瑜）背曰：“5万兵难卒合，已选3万，船粮战具俱办”（《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字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诸葛）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琮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3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孙权举全吴之地只有10万兵众，除去各地方驻军，凑合5万野战军尚有困难，只能先选3万与周瑜。刘备自有部队只有一万，加上从刘琮处顺手牵羊得来的一万战士，合计只有2万。共计孙、刘联军充其量不过5至7万人。
B、士兵体质、装备
（黄）盖（报曹操）书曰：“用江东6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越人绵力薄材，不能陆战”（汉书·严助传·淮南王刘安上武帝书））。
从体质人类学方面看，中原人、塞北人的身高、体重都远超过江南人。在使用冷兵器进行近距离格斗时，身材高、体重大的一方就占优势。因此一名曹兵（北方人）要比一名孙、刘士兵（南方人）的陆战能力强。
建安十二年（207年）……北征三郡乌丸……斩蹋顿及名王已以下，胡、汉降者20余万口（《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乌丸）其余遗迸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三国志·魏书·乌丸传》）。
曹公将精骑5000急追之，一日一夜行300余里（《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曹操于建安十二年征服乌丸，收编了投降的全部骑兵，总数虽不详，但建安十三年能将5000精骑追赶刘备，推想其收编的骑兵部队应是庞大的。一名骑兵的战斗力相当于多少步兵？笔者限于见闻，未见有文献作直接对比，但到距赤壁之战近千年后的宋代则有一条史料可作参考。宋朝武备极弱，有宋300余年与北方游牧国家大小70余战，没有一次胜利的记录。因此有人归罪于中原步兵在本质上弱于草原骑兵，建议用削减20个步兵节省下来的军费装备1名骑兵，以增强宋军的整体战斗力。由此可知在北方平原、草原或沙漠战场条件下，1名骑兵的战斗力相当于20名步兵。那么在江南平原、沼泽、丘陵战场条件下，1名乌丸草原骑兵能敌几名江南步兵呢？10名？5名？总之，由于体质人类学和装备上的原因，一名曹兵要比一名东吴士兵的战斗力强是没有疑义的。笔者姑且假定在陆战平均条件下1名曹兵的战斗力相当于1.5名东吴士兵（暂称为“战斗力当量”），那么30万曹兵就拥有45万的战斗力当量。以45万战斗力当量进攻5~7万战斗力当量，这是怎样一种态势？是泰山压顶啊！
C、指挥员的才能和实战经验
曹操自“光和末（183年），黄巾起。拜骑都尉，讨颖川贼”（《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至建安十三年（208年），有25年的军事实战指挥经验，更有指挥大型战役，如官渡大战的经验。曹操曾注《孙子》，是一位实践与理论并丰的军事指挥员。刘备虽也镇压过黄巾军，但军阶低，处于从属地位，从未指挥过大型战役。孙权后生晚辈，学识、经验均不足以与曹操相提并论。
二、曹操兵败的主要原因是遇疾疫
从以上列举的史料和所作的分析看，曹操在政治号召力、经济实力、军事战斗力三个方面对孙、刘联军都拥有绝对优势，胜利指日可待，然而历史却无情地嘲弄他，他彻底输掉了赤壁之战。这是不争的事实。这原因何在呢？原因在于曹军遇到了他们不熟悉，且当时无法避免、无药医治的疾疫。这有史为证：
瑜曰：“（操）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今又盛寒，马无稿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等败退，引次江北（《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曹公军不利于赤壁，兼以疫死（《三国志·蜀书·刘璋传》）。
时又疾病，北军多死，曹军引归（《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时操军兼以饥疫，死者大半……引军北还（《资治通鉴》）。
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三国志·魏书·贾诩传》裴松之注）？
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曹公……后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疫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三、曹军所遇疾疫应为血吸虫病
从上面引征的史料中可以看出，赤壁之败，并非曹兵战斗不力，而是因为曹军染疫，吏士死亡过半，军队丧失战斗能力所致。经考证，这种疾疫就是今天我们非常熟悉的，广泛流行于江南的血吸虫病。
1972年和1975年我国科学家分别在长沙马王堆女尸轪侯利苍之妻辛追和湖北江陵（即三国时荆州南郡）男尸五大夫遂少言的肠壁和肝脏中都发现了形态结构保存完好的血吸虫卵。根据墓内随葬文物记录，辛追葬于西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遂少言葬于西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这说明两湖地区在赤壁之战（建安十三年，即公元208年）前已有血吸虫病流行；特别是地方行政长官之妻和江陵五大夫这样的贵族和官员都患有血吸虫病，更说明本病在当地的流行已十分严重，人群受感染已十分普遍。
尽管目前对赤壁和赤壁之战所在的具体地点、范围还有许多不同意见，但基本上都认定是位于长江流域中游、以两湖平原为中心，这一共识是同历史事实不会相差太远的。战争始自曹操挥师南下，途经湖北的襄阳，进而穷追刘备，抢占并驻军江陵，然后顺流而东至巴丘再至赤壁——无论是蒲圻赤壁还是武昌赤壁，因疾疫和遇孙刘联军的火攻反击而失利，经华容道退至南郡（江陵），终于留曹仁屯守江陵外大军北撤。这些地区，根据大量的调查资料，多是湖北、湖南两省的严重血吸虫病流行区。湖北省84个县市中有44个县市（占52.4%）、湖南省103个县市中20个县市（占19.4%）流行本病。如湖南省华容县20个乡、镇，全都流行血吸虫病，507个村、场中有194个村、场流行血吸虫病。1962年5月下旬该县隆西公社929人下洞庭湖捕撒子鱼，7月有80人急性发病，其中31人因抢救无效死亡。1964年春末夏初，全县万余劳动力在洞庭湖抢捞已割湖草，造成1368人急性感染。
钉螺是血吸虫的唯一中间宿主，因此血吸虫病的流行范围基本上与钉螺的分布范围相一致。在湖北的江汉平原和湖南的洞庭湖平原（合称两湖平原）上，河网交织，湖泊密布，沃野千里，水草丰茂，是钉螺的适宜孳生地，因此也是血吸虫病的严重流行区，这里恰巧也是赤壁之战的核心或外围战场。并且交战前为血吸虫病的易感季节。
血吸虫病的易感季节通常是夏秋两季，春季次之，冬季最低。在两湖平原，盛夏与初秋是涨水季节，加之此时气温高，人们喜好裸体下水游泳，以解除暑热的困扰。这种行为增加了接触疫水的机会和增加了体表接触疫水的面积，故极易造成感染，且由于接触疫水的时间长，故感染也重。秋季是钉螺释放血吸虫尾蚴最多时期，因此也是人们容易发生感染的时期。而冬季为枯水期，气温又低，人畜下水活动大幅度减少，故不易感染血吸虫病。
赤壁之战开始于盛夏，结束于隆冬。但曹军转徙集结、决战前的训练演习及两军大大小小的遭遇战、前哨战等活动大都集中于夏末和秋季。曹军在易感季节频繁地活动于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故极容易造成军人的大量感染。
同在疫区内行军转移，同在水上作战演练，按理说战斗双方都会染病。为何史料中多处（次）记述曹操的士兵患病而孙、刘联军却安然无恙呢？这是因为人或动物（宿主）在初次感染血吸虫后，其免疫系统受到明显激活，所产生的免疫力能有效地作用于再感染时入侵的血吸虫尾蚴和发育期的童虫，使人或动物（宿主）的急性期症状大大减轻。这在医学上称之为“获得性的免疫耐受性”。孙权的士兵全部来自于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都是血吸虫病的重疫区，他们从小经常接触疫水，多是慢性患者，也就是说孙权的士兵都具有“获得性的免疫耐受性”。因此在赤壁之战前孙、刘联军虽与曹军同样接触疫水，但他们的发病率明显低于曹军，发病症状也比曹军要轻得多。这种患有慢性血吸虫病的士兵仍能保持一定的战斗能力，只是战斗力有所减弱而已。与之相反，而曹军的主力部队全部来自北方非疫区，对血吸虫病的侵袭无丝毫的免疫力，是血吸虫病的易感人群，都是初次接触疫水，因此发病人数多，急性症状严重。这些远道而来的患病士兵在异地他乡的战时的恶劣生存条件下大批死亡。士兵的大批死亡不但直接减少了参战人员，也对未死的士兵产生强烈的精神打击，使其陷入恐惧、绝望，丧失战斗力。
南征时的曹军虽对孙、刘联军具有泰山压顶的优势，但到赤壁之战前已是“病来如山倒”，由庞大精锐的曹军士兵组成的“军事泰山”在血吸虫病的袭击下演变成“兵败如山倒”，旬月之间丧失战斗能力。在孙、刘联军的强劲反击面前全无还手之力，无奈之下，只能烧船自退，仓惶北归。
话说回来，我们认为曹军系因血吸虫急性感染为其主要致败原因，并不排除其它诸多的原因和因素，包括火烧、曹操的轻敌大意；相反，孙刘联军的坚决抵抗和熟悉水战等等，都或多或少从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影响战局的进程与成败。只是这些因素比之血吸虫病乃属于次要的地位罢了。
四、曹军遇血吸虫病可佐证必走华容道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载“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但综上所述，曹军进入襄阳（轻疫区）就可能已有少数士兵接触疫水，至江陵（重疫区）疾疫则应更加恶化，而非在巴丘新遇疾疫。此病有一个月左右的潜伏期，在江陵致病正好也在巴丘暴发。当然在巴丘经初战失利，再在三江口（重疫区）整训水军，更是加重了血吸虫病感染。
试想，一位军事统帅，至巴丘后面对日益严重的“人瘟”，应当考虑进、退两策了，甚至已经准备主动撤退了。《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也说“孤（曹公）烧船自退”。至于在赤壁是否被孙、刘火烧，虽不能排除被孙、刘火烧，但在巴丘烧船自退也有史为证。综合分析，最大的可能是曹军先头部队在赤壁被孙刘火烧，曹军主力则在巴丘烧船自退。巴丘应是曹军的“征荆州”的又一目的地，更应是赤壁之战的大本营，不说得了疾疫的士兵需要地方安顿，就说几十万水陆大军也不可能摆在一、二里长的赤壁江面及其两岸作战。巴丘水路除上通荆州江陵，下接夏口外，还与荆州之长沙、零陵、桂阳、武陵4郡相通，曹操既占荆州，不占水路要塞巴丘怎算占领了荆州。再说所得十几万荆州水军，也不一定原都集中在江陵，并不排除巴丘本地就驻有荆州水军。既然曹军到了巴丘，又在此设有大本营，遇上“人瘟”，从此烧船自退就既合情又符实了。“先主与周瑜俱自巴丘追踬之”（《读史方舆纪要》）至江陵，也说明曹军是从巴丘撤退，孙、刘大军才会从巴丘开始追逐。
曹军既从巴丘撤退，又是兼有主动撤退因素，那么从地理方位来看，就不会绕道至潜江龙湾走沼泽之地，而必走山丘之地即今华容县也就是古华容县之华容小道撤往江陵。
[李友松（1944~
），男，硕士、主任医师，兼《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编辑部主任。研究方向：血吸虫病、肺吸虫病防治，偶尔作医学史和医学社会学探索。著有《血吸虫病与赤壁之战》专著，曾参与多部专著写作，发表论文130多篇。工作单位：福建省疾病控制中心。
聂国祥（1947~
），男，主治医师。研究方向：钉螺生态与古、今气候的关系。发表论文20多篇。工作单位：湖南省华容县血防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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