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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掘华容道“义”文化
实现我县旅游业新突破
多年来，我县旅游业一直徘徊不前，到底能不能实现新突破？从哪里突破？笔者经过调查分析，只有精心发掘华容道“义”文化，才能实现我县旅游业新突破。
一、华容道“义”文化具有当代旅游资源优势
发掘华容道“义”文化能否使我县旅游业实现新突破，关键在于它是否具有当代旅游资源优势。以下三个方面都说明它的优势是肯定的。
（一）华容道故事展现的核心价值观“义”文化之内涵具有现实意义
首先，从传统道德、伦理观分析，华容道上的“义”与现代人的道德取向、价值观是一致的。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一直以友善、礼仪、和睦、互助作为传统美德，主张正义，反对邪恶。在处理人际关系过程中特别
看重情义（即诚与信之和）的因素，否则则被视为无情无义的另类为人们所唾弃和不齿。关羽正是在这种传统的道德伦理的力量作用下最终“一发不忍”做出了释曹的重大决定。我们现在正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工作，大力传承并弘扬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懂得感恩回报、助人为乐、关注弱势群体等，崇尚“正义、道义、情义”不正是现代人追求的价值吗？
其次，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观光华容道与考察华容道是一致的。该历史事件的准确发生地点、时间、过程特别是具体发生地（指华容道遗址）目前尚无定论，但已引起争论。作为研究课题，通过艰难求证，引起史学界重视，解开历史谜团，这个过程本身不仅非常有意义，而且能激发天下旅游爱好者探知重义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发地的兴趣，共同探讨这个重大历史课题。
第三，从军事战略视角看，华容道的故事是一个开创多极（当时是三极）世界使政治力量平衡从而达到政局稳定的典范。设想，如果没有关公华容道释曹的前提，则难以形成后来“三分天下”的政治格局。北方强大的对手一旦不存在了，那么，弱小的刘备集团则必然被较为强大的东吴所灭。诸葛亮“留这人情教他做了”的做法，不但与他的《隆中对》中的三分天下战略思想相符，也与当今世界军事、政治多极化理论主张极为吻合。
（二）世人迫不及待地要揭开“庐山真面目”
对于华容道景点，世人早有理性认识，而缺感性认识，急切达到二者的统一。这是因为：
1、有史书记载。
《三国志》、《三国演义》已成风靡世界的典籍，连一些外国首脑都百读不厌。最近又出了一个“易中天品三国”。
2、以三国为题材的娱乐项目，提高了华容道的知名度。古有三国戏曲，今有电视剧、华容道游戏、电影等。
3、“三国遗址游”中缺华容道。长江两岸，上起白帝城，下至夏口，集中了10多个三国遗址，而华容道却仍覆盖着神秘的面纱。
4、湘西北旅游圈缺少一个“点”。从岳阳楼、君山至桃花源、张家界、南长城，唯有站在岳阳楼上可以望到的那“一抹远山”桃花山的神奇故事还“养在深闺”。
（三）旅游趋势呼唤开发华容道
纵观当今国内外旅游特点，出现了一些新趋势：
1、重视历史文化景点。以历史文化为底蕴的景点较之过去更受欢迎。现在一股“三国游”热潮正悄悄兴起，华容道从区位上看，正好处于三国古战场景观遗址群的核心地带，华容道旅游产品一方面可作为长江中下游沿线如荆州、赤壁等三国景观群的重要补充产品，另一方面，可与邻近县市展开区域合作，同时接受周边地区三国景观的客源辐射。
2、旅游大众化、日常化、休闲化。华容道有山、有湖（杨叶湖）、临江，与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色景点、小墨山核电站和长江故道湿地连为一体，非常适合当今游客的这种“三化”新需求。
3、旅游形式的多样化。现代旅客除了观光之外，视吃、购、玩为重要内容。湖湘美食、华容特产和荆楚古俗可以增添游客的乐趣。
二、发掘华容道“义”文化发展旅游产业的建议
发掘华容道“义”文化，完全可以实现旅游业的新突破，从而带动我县工农业及第三产业的全面发展，更有利于提高我县知名度。要实现旅游业的新突破，必须毕其力、攻其役。
（一）相关实施主体应各尽其职
县政府主要是搞好旅游规划体系的建设，出台旅游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抓好水、电、路、通讯等基础配套建设；旅游主管部门应具体负责招商引资并搞好对投资商的服务工作，监督、指导开发商按总体规划和景区详规实施景区开发，加强既对内又对外的宣传炒作和市场促销工作；华容道研究会要加大对华容道文化的考察、研讨、论证和新闻发布等工作的力度，加快对华容道旅游系列商品的研发进度，同时要充分利用华容道研究会会刊、网络等平台宣传华容道品牌，扩大影响，进一步提高知名度。
（二）科学规划华容道“义”文化发掘内容
根据现代旅游方式文化化、大众化、休闲化、经济化、综合化的趋势，应以“江南银杏王”白果树为起点，以华容道为核心，通过生态林或桃林连接，将整个景区建设成为集休闲度假、科普教育、历史文化为一体的三国文化旅游区。建议新建白果茶庄、野餐烧烤场、彩弹射击场、亘古植物园、遛马场、金戈铁马广场、忠义堂、历史故事景墙、古镇街巷、古建筑风格的休闲山庄、杀猪港、两湖亭、观景阁、望夫亭等景观，保护或修缮华容道、白果树、抗战医院、倒马岩、斩龙石景观或遗址。在线路布局上，待逐步建好周边的小墨山核电游、长江故道湿地游、桃花山革命老区红色旅游等项目后，串联成线，再融入到岳阳市乃至湘西北环洞庭湖、沿长江三国遗址群等精品旅游线上。
（三）搞好景点的旅游配套建设
适时建好一批不同档次的宾馆、饭店及停车场、旅游厕所等。同时要通盘考虑旅游景点的交通建设、地产推销和娱乐项目；要营造良好的、和谐的旅游文明环境；要着力培养高素质的旅游管理人才队伍和培训合格的旅游从业人员。
（四）应及早迈开步
华容道“义”文化的发掘，已经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而是从何着手，从哪里起步的问题。建议：
1、在与石首市合作的前提下，由财政或乡友出资，建好指路建筑、简介牌和景点标志。
2、将东山镇大旺村通村公路规划延长500多米至廖家湾水库外，并建停车场，同时修好从廖家湾水库尾上路口的300米石级游步道。
3、完成前面工作后，召开华容道研讨会暨新闻发布会，作为宣传和招商的形式。（陈绍鹏）
一桩延续了1500余年的文字官司
——古今华容建置演变再考（连载之三）
三、古华容、古孱陵范围后置诸县建制演变脉络
自秦汉至隋唐，古华容范围，先后建置过华容(小)、江安、南安、石首、监利等县；古孱陵范围则建立了孱陵(小)、作唐、安乡、公安等县。至唐初，这7县大致稳定为华容、石首、监利、安乡、公安5县。从历代正史《地理志》的记载和后世地理学家的研究成果看，虽经历朝政局动荡，但它们之间置、省、并、析的脉络还是很清晰的，即：今华容是古华容的一部分，不可能是从古孱陵县析出另置的。
秦代：后世地理学家考证，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于今公安西部、安乡、慈利一带置有慈姑县，隶黔中郡；今石首、监利、华容则属南郡。
西汉：改黔中郡为武陵郡。高帝六年(201)析慈姑县置孱陵、零阳、充三县，隶武陵郡；以楚容城地置华容、州陵二县，华容辖地包括今监利、石首、华容，隶南郡。班固《汉书·地理志》“武陵郡”13县中有“孱陵”、“零阳”、“充”；“南郡”18县中有“华容”。
东汉：范晔《后汉书·郡国志》“武陵郡”12县中列有“孱陵”、“作唐”；“南郡”17县中列有“华容”。作唐即今安乡、公安一部分，为建武十六年(公元40)析孱陵县置。《水经注》载：“作唐县，后汉分孱陵县置。”东汉时的华容县对比西汉时的华容县境域未发生变化。笔者特别提请读者注意：由于已析孱陵置作唐县，今华容县地域与孱陵县已无地缘上的联系。
三国：由于陈寿《三国志》无“地理志”，故其时郡县建置状况比较难于考证。但由于此时南郡、武陵两郡，古华容、孱陵、公安诸县是魏、蜀、吴三国军事活动极为频繁的地区。后世地理学家根据史、传文字记载，对三国疆域作了详细研究：刘备占据荆州时，曾废孱陵县为公安；吴据荆州“以华容之南乡为南郡”，恢复孱陵县建制，与作唐县同隶南郡。吴统帅吕蒙任南郡太守，加封孱陵侯。吕蒙活动的大量遗迹都在今安乡、公安一带，与今华容毫无关系。而后来成为县级建制的江安、南安(或安南)从未出现在三国史书之中，由此可以推定，三国时期还没有设置这两个县。
吴黄武元年(222)，析华容县地置监利县，旋省。这一时期的华容县包括今石首、华容县地域。
晋代：这一时期是今华容县从何处析出的关键时期。《晋书·地理志》载：“南平郡，吴置，以为南郡，太康元年改日南平。统县四，户七千。作唐、孱陵、南安、江安。”关于江安县的来历，《水经注》说得很明白：“杜预克定江南，罢华容置之，谓之江安，南郡治”。明确无误地告诉读者，江安即“华容之南乡。”地域包括今石首、华容、监利及公安一部分，但时间极短。有的人认为江安是从孱陵析出的，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后面将详细论及)。而南安县的来历，沈约撰《宋书·州郡志》载：“安南，令，晋武帝分江安立。”认为安南是从江安县析出的。而稍后的郦道元《水经注》却认为安南县系晋太康元年分孱陵县立。但此时安南与孱陵已不接壤，故郦说难于立足(本文后面将详细论及)。
《晋书·地理志》“南郡”11县中列有“华容”、“监利”、“石首”。关于这三县的置、省情况，有关史料的记载是：监利，《宋书·州郡志》“郢州巴陵郡”下载：“监利，侯相。按，晋《起居注》：‘太康四年复立南郡之监利县，寻复省之’，言由先有而被省也。疑是吴所立，又是吴所省，孝武孝建元年度。”石首，清乾隆、同治等多届《石首县志》均载：“晋太康五年(284)析华容县西南境置石首县。”华容，《宋书·州
郡志》“南郡”下载：“华容，公相。晋太康元年省，后复立”。
从上述史料看，晋太康元年“罢华容”置江安县并析置南安后，随即恢复了华容县建置，并从华容析置监利、石首。终晋之世，孱陵、江安、南安、石首、华容、监利并立，分隶南平、南郡、巴陵三郡。这一时期的华容县地域实际只有今监利县西北和潜江县南部一隅了。
南北朝：据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湖北通志》和旧《石首县志》等史料记载，刘宋永初元年(420)改江安日公安，三年(422)改南安为安南，宋元嘉十七年(440)省石首入华容。肖梁时期，天监二年(503)置南安郡于安南，寻废；后梁敬帝绍泰年间(555～557)复立南安湘郡，省华容入安南(据徐氏表)。这时的安南县辖地包括了晋华容、石首、南安三县范围，实际就是除去监利之外的汉华容县地。陈代、天嘉二年(561)析作唐县置安乡县(另有二说，一说后梁文帝时析置，一说隋代分置)，是年，废南安湘郡。
隋代：隋结束南北朝分裂局面后，对郡县建置作了较大调整。《隋书·地理志》对孱陵、作唐、公安、安南、监利、安乡诸县建制调整的记载是这样的：“孱陵，旧曰作唐，置南平郡，平陈郡废，县改名焉。”“公安，陈置荆州，开皇九年省孱陵、永安二县入，有黄山，有灵溪水。”“华容，旧曰安南，梁置南安湘郡，寻废，开皇十八年改名焉。”监利，隶沔阳郡。“安乡，旧置义阳郡，平陈郡废，有黄山”，隶澧阳郡。从上面的史料不难看出，既然这时的安南县实际就是除监利以外的华容县，而华容县的名称终止仅仅只有大约40年，当然将安南改为华容县是再适合不过了。
唐代：上述郡、县建制虽然基本沿袭隋代，但华容、石首、孱陵、安乡诸县乃有变化。《旧唐书·地理志》载：“石首，汉华容县，属南郡，武德四年分华容县置”。隶江陵府。“安乡，汉孱陵县地，属武陵郡，隋分立安乡县，贞观元年废孱陵并入。”这时的石首县包括晋时华容、石首大部分地区，亦即刘宋时“省石首入华容”的那个华容。从此，中断了181年的石首县再度恢复。因为隋代已改安南为华容，而析出地晋代大部分地域属石首县，故县名乃石首。而华容县这个名称则在晋南安县亦即古华容县的东南隅保存下来。此后，今华容、石首、监利、公安、安乡诸县建制基本定型。（未完待续）（朱培高）
1992年版《华容县志》刊误两例
1992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华容县志》，其附录之二载有“华容县历代著述目录”。其中有两处错误记述，应予更正。
其一，孙珏（原作孙瑴）所著作品《朱太史彝尊经义考》有误。孙珏（1585—1644），字子双，号贲园，生于明万历乙酉年，满清入关时去世。孙珏终身为学著述，著有《古微书》四种（一删微、二阙微、三焚微、四线微）、《贲园诗文稿》、《洛书纬》、《河图纬》、《孝经纬》、《论语纬》、《诗纬》、《乐纬》、《礼纬》、《易纬》、《春秋纬》、《尚书纬》、《录运期谶》、《甄曜度谶》、《孝经援神契》等大量著作，现存国家图书馆的就多达数十部、800多种、3000多卷。1987年上海教育出版社修订出版的《汉语成语词典》中，“推燥居湿”这条成语引自孙珏的《孝经援神契》。朱彝尊（1629—1709）是清代学者、经学家。孙珏在前，朱彝尊在后，孙珏去世时，朱彝尊才15岁。清光绪《华容县志》卷十文苑“孙珏”条注中有“朱太史彝尊经义考毖纬本之。”但原文的意思是朱彝尊经义考是以《古微书》为根据撰写的。
其二，刘大夏所著作品中，《西行草》是刘大夏的作品，《东行草》不是刘大夏的作品。1996年，在胜峰乡话岗村刘大夏墓地，以华容县人民政府名义重刊的墓碑上，竟以此为依据，将《东行草》作为刘大夏的著作刻入了墓碑。《东行草》又名《东行存稿》、《纪行诗》，系刘大夏曾祖刘必弘于明初东行金陵时所作。《东行草》共收诗歌17首，其中古体诗一首，近体诗16首。诗歌的手抄本经过几代人相传，才传到刘大夏手中。其中七律《武昌怀古》被录入明代嘉靖年间吴廷举纂修的《湖广图经志书》。明万历《华容县志•人物》有“刘必弘”、“刘大夏”专条。刘必弘（？—1369），字崇道，号止善，生活于元代，明初死于东行金陵旅途。刘大夏（1436—1516），字时雍，号东山，1464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明正德甲戌年（1514）时任华容教谕徐大用所撰《刘氏两行诗集叙》中写道：“两行诗集者何，华容刘止善公东行金陵，大司马东山公西行醴泉途中作也。”这两部诗集的写作时间相距140多年。因两种诗稿均为刘氏所作，遂定名《刘氏两行诗稿》。民国三十一年（1942），其15代孙刘承佑曾委托华容启新印务局翻印此书。（江良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