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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延续了1500余年的文字官司
——古今华容建置演变再考（连载之一）
朱培高
按语：朱培高先生自1990年发表《古今华容地域演变考》一文以后，一直潜心于华容建制沿革的研究。在搜集大量新鲜资料的基础上，于2003年撰成《一桩延续了1500余年的文字官司——古今华容建置演变再考》一文，为了使“古今华容一体”的观点得到更广泛的认可，朱先生与华容县政府调研员吴绍衡和县政协原主席刘传贵商量，并得到当时县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的同意和支持，成立了华容县建制沿革研究小组，朱先生担任组长，吴、刘两老先生出任顾问。这一段时间朱先生又搜集了大量史志资料。原拟待资料搜集齐全、观点推敲成熟以后，再全面形成一篇华容县建制沿革的考据文章。鉴于近期研究华容建置的同仁较多，为了彼此沟通信息，互相切磋提高，朱先生同意将《再考》一文先行发表，并表示将进一步充实完善文章的观点、思路和结构。
古华容又称汉华容，是汉高帝六年(前201)以原楚章华台、容城一带地域为中心设置的县级建制，三国及晋以后几经省置分并，至南北朝后梁敬帝绍泰年间(555～557)省入安南；前后存在750多年；今华容也可称隋华容，于隋开皇十八年(598)由南安县改名至今。
今华容原本从古华容脱胎而来，将安南改名华容也是事出有因。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在古今华容关系问题上却一直众说纷纭，争讼不己。这桩延续了1500多年的文字官司，堪称地方志编修史上的一大奇事。
一、今古华容建置沿革之争的来龙去脉
关于今、古华容建制沿革的分歧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
齐梁间人沈约(441～5l3)所撰《宋书·州郡志》中记载：“南安，令，晋武帝分江安立”。北魏人郦道元(472～527)撰《水经注·澧水注》说：“澧水又东，迳安南县南，晋太康元年分孱陵立”。
由于《水经注》中有“杜预克定江南，罢华容置之，谓之江安县，南郡治。”的记载，因而沈约所说的南安县从江安县析出，就是从古华容县析出，由安南县改名华容的“今华容”，自然就是古华容的一部分。
而按照郦道元的观点，安南县析自孱陵县，则说明今华容与古华容在地理关系上没有任何联系，而是古孱陵县的一部分。
沈说、郦说的两字之差，使华容县的历史沿革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论。自此，两说分歧一直延续下来。
唐宋时期，唐显庆元年(656)魏征所撰《隋书》尚不采郦说。该书在《地理志》中只是客观地记述了隋时华容在前朝称“安南”，“开皇十八年改名焉”。而后，李吉甫组织编写的《元和郡县志》和后晋刘煦监修的《旧唐书·地理志》始相继避开沈说而采郦说。宋初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则迳直删削了《旧唐书》“华容，汉孱陵县地”的文字，表示了对郦说的否定。其后地学著作日多，有主郦说者，但也有许多地学家感到了偏执郦说一端的不妥，论文多采两说并存之法。最著名的要算宋范致明撰《岳阳风土记》。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在岳州、华容担任过地方官的人士，由于亲历、亲闻了流传于民间的传闻掌故、人文遗迹，因而每每在感性上把今、古华容直接联系起来。最著名的是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华容知县胡绾。他在任期内发起重修章华台、范蠡墓、伯始书屋等名胜，可见在他心底是彻底认同“古今华容一体”这一观点的。
明代编修地方志的风气更甚于前代，对建制沿革方面资料的钻研也更加深入，因而出现了对郦说的全面诘难。首当其冲的是明万历时期(1573～1620)《华容县志》的纂修者、华容著名学者、诗人、舆地学家孙宜、孙斯亿、孙羽侯祖孙三代。他们历经几十年努力撰成了《华容县志》。该志卷一《舆封》打破志书常规体例，在引述今华容析自江安、孱陵两说后，以大量篇幅进行辩析考证。《志》中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一，“吴已立公安县，晋初改江安，岂孱陵一分为三乎?”其二，“《晋志》南郡所统十一县内，既有监利、石首，宜华容金地尽矣；仍复有华容名”……“则晋之所谓华容者谁耶?”其三，孙氏尤其对今华容析自孱陵感到怀疑：
“且今华容去公安二百里，中间似亦辽邈难理。”正文辩之不足，又在《志余》中加以发挥。明《华容县志》提出的这些问题，仍然是我们今天研究华容县建制沿革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可惜，或许因为“文献不足”之故，明人没有就华容建制沿革得出确切结论。
清代持郦说的仍然不少，如《一统志》等书。但主张隋唐以后华容为古华容一部分的学者更多，观点也更明确。著名的有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方恺《新校晋书地理志》，洪亮吉《东晋疆域志》，洪齿奇
孙《补梁疆域志》等。这些学者和他们的著作，直到当代都极受史学工作者的重视。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著《中国通史》，即引为重要参考书，并给予很高评价。他说：方恺、洪亮吉两书“叙述实州郡县…清晰可用。”又说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详州郡之建置分合”，是“读南北朝历史的重要工具书。”
时间演进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先是1982年编写《华容县地名录》，后是1987以后新修《华容县志》。“录”和“志”如何书写华容县历史沿革，自然是一块绕不开的礁石。笔者参与编《地名录》时已经感到了认定华容析自孱陵不妥。但受条件限制未能彻底否定其说，但经过反复查核资料，找出了安南析自江安、江安即华容之南乡；古华容在晋代析为华容、石首、监利，刘宋省石首入华容，后梁省华容入安南这一线索。这一观点得到了当时的分管副县长刘传贵、县政府办主任胡兆熹的认可，经他们改定印入《地名录》。
1987年以刘传贵先生为首的县志编修人员，为弄清华容建置沿革做了不少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而笔者自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初，担任岳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岳阳市志》副总纂，负责市志的总体设计和建制沿革等篇的编纂工作，同时分工担任《华容县志》的主审，自然更加属意华容建制沿革资料的收集、考订。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当时能查找的资料大体都收集了，应该说“今华容属古华容一部分”的观点可以确立了。
但是，《华容县志》编纂人员中有一部分同仁持有不同意见。当时担任县志编委副主任的黄光泽先生，在《云梦学刊》上发表了《华容县建置沿革考》一文。该文几乎设有引用什么新鲜资料，却十分肯定地坚持“今华容析自古孱陵，与古华容没有任何关系”的观点。为此，我以多年收集整理的资料为依据，从史料考证、地缘关系、水道变迁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今华容析自古华容的理由，形成了《古今华容地域演变考》一文，同样在《云梦学刊》上发表，后由多家学术机构收集储存。
随后，由刘传贵先生主持召开了一次建县历史沿革的讨论会。县内一些知名人士参加了讨论，我在会上作了发言，我的观点基本得到了大家的认同。至此，华容县建制沿革应该可以有一个结论了。
然而，事情却出现了一波三析的麻烦。这就是一位历史地理学专家的介入。
这位专家就是复旦大学张修桂先生。张先生是当代历史地理学大师谭其骧的弟子，算得是谭先生之后历史地理学界的权威了。张先生对长江水道及云梦、洞庭湖变迁史有自成一家之言的研究，在学术界较有影响。因为《华容县志》的编修涉及长江、洞庭湖变迁方面的内容较多，故而黄光泽等县志编修人员曾专程拜访过张先生，并得到了张先生的一些指导。黄等与张先生讨论华容县建制沿革问题时，张先生表示他是支持郦说、主张今华容析自古孱陵县的。
由此，黄光泽先生等多次向笔者提及此事，表示权威的意见不可不予考虑。为了让张先生了解笔者的观点，我将《演变考》一文寄给了张先生。不久即得到张先生的回信并附寄了一份刊有张先生所撰《云梦泽的演变与下荆江河曲的形成》一文的《复旦学报》。张先生的信中说：“南安分自何县?虽有二种说法，但历代志书多主郦说，应慎重考虑。至少可以这样说，南安的主体是分自孱陵县。《宋书》的说法也不能认为无据，可能有‘华容之南乡’的部分地区入南安，但它不构成隋华容县境的主体。”
笔者以为，张先生的这个观点并不是他对史料进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只是袭用了一个非常传统的说法，事实上，笔者至今也一直没有见到张先生这方面的论著。而“历代志书皆主郦说”显然是没有依据的。对此，刘传贵先生还曾当面与张先生辩论，张先生没有能够解释他提出的问题。笔者则打算写一篇“沈说、郦说正误及其对后世影响”的专文再就教于张先生。但这时《华容县志》出版在即，没有能够这样做。黄光泽先生等又以“尊重权威“为由，动员当时分管县领导出面干预，最终使新县志对沿革的记述变成了以郦说为主、兼采两说的状况。
为了对后人负责，刘传贵先生同我商定，由我在《沿革》节后拟写一篇附注，将“今华容全境皆汉华容县说”、“今华容东北部分属汉华容县说”两种观点的有关史料附录于后。《附注》使《明志》提出的一些疑问有了着落，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和发展。
但历经新一届修志，一县建制沿革仍然处在两说并存的状况，却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未完待续）
舵
杆
洲
史
话
“康熙议，雍正修，乾隆完，舵杆洲。”舵杆洲石台，是清代在洞庭湖修建的一项大工程。从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开工，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停修，到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重修，共历7个朝代、154年，“耗金巨万，死人无数。”据雍正九年上谕说：“洞庭一湖，绵亘八百余里，自岳州出湖，以君山为标准，一望杳渺，横无际涯。而舵杆洲居西湖之中，去湖之四岸，或百余里，或二百余里，舟行至此，倘风涛陡作，无地停泊，亦无从拯救，多有倾覆之患。”石台建成之后，可使商旅行船，“风起则趋避有地，湾泊则防护有资，冰冻则接济有赖。”工程规模，据当时记载，是用坚石筑成石台，其尺寸折合公制为长834米，宽320米，高10米。“伐木运石，垒砌成洲，四偶列以四门，凸出数丈，下定钉铆，悉皆凿石成孔，溶铁其间，以便竖桩插锚，维系舟船”。工程造价共银167000多两折合银元为23.2万元。
工程动工7年基本告竣时，发觉这个工程“并无益于行舟”。湖广总督德沛在乾隆三年的奏折中指出：“舟楫向西湖往常德者，当湖水泛涨之时，则依山傍岸，由白鹤嘴一路行走，若水势稍退，皆由君山、团山、鸡子山一路行走。迨冬月水涸之时，别无行舟之路，唯大布袋口水势略深，一切船只始由舵杆洲一路行走，水浅岸近，不虑风波。随处停舟，咸无妨碍，初不藉此石台始可停舟也。况台高数丈，水势相激，其势倍涌，舟停其下，一遇风浪，触石立破，彼弄舟之人，方畏避之暇，又谁敢迫近其旁，自取不虞。此舵杆洲石台之建，毫无益于行舟，固临湖之人所共见，往来商贾所共知者也。”在他的两次奏折中，还谈到了滨湖人民在施工中，深受其苦和造成大量民工死亡的事。工程“所需工匠夫役，无一不取之环湖12州县民人，工价既有定额，湖心更复险阻，虽至愚小民，无敢应征自蹈不测之渊。在州县自顾考成，不得不派之里甲，里甲之中最怕官法，不得不挨门延户，议出帮贴，每天匠一名，自五六两至二三两不等，先已骚扰，窘迫不堪。迨议定押至工所。作工之日，领一定之价，但遇风雨经旬，工不能作，则价无由领，既不能另设法以养生，又不准告假归家以谋食，夫匠饿死者不计其数。尸俱掩埋舵杆洲南之看毛洲，骸骨如鳞，见者惨目。他还讲到工程质量的事，“巨浸之中，建此危台，钉木终有朽时，根脚岂能常稳？现台身已有裂缝，有凸出者……？据守庙僧人言，风浪一来，全台俱动。”因而，他提请“永停无益之工，俾免蒸黎之苦。”乾隆九年，湖广总督阿尔赛，湖南巡抚裕太，以台基条石未便拆卸，奏请仍循其旧，朱批“依议”。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元月，湖南巡抚李明墀，又奏请重修，并建议由湘鄂两省绅商，筹款承担工程费用。1883年，由湖广总督徐宗赢派湖北荆宜施道曹南英来湘，会同藩司庞际云，统带选锋水师福山镇总兵陈海鹏，前往舵杆洲查勘。1884年2月，署湖广总督卞宝管奏报了他们查勘的意见：“该州旧制，形如圈椅，原建石台，业已倾圮，洲基乱石，欹斜不辨，脚根现在高出水面计二丈四五尺及一丈八尺不等……。先将倾圮旧石清出，再行估工上报。”以后，也仅只作了清捡乱石工作。
现在的舵杆洲，台基石料所存无几，仅空留残迹。（白端生）
朱培高李春阳同往武大请教
5月29日，朱培高、李春阳同往武汉大学，向该校历史系教授鲁西奇等请教华容道研究及其华容县建置沿革问题，得到了鲁西奇教授等的亲切指导，并搜录了大量相关的历史文献。（清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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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容道鸳鸯蛋
礼品箱装80枚，其中真空包装的熟盐蛋或生盐蛋和松花皮蛋各40枚。此蛋选用敞放鸭蛋加工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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