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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华容地域演变
朱培高
历史上的华容县始建于西汉高帝六年（前201年），三国以后，地域几经分合，至南北朝梁末废省，共存在750余年。至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安南县为华容县，县名沿用至今。人们习惯地称梁以前的华容县为“古华容”，隋以后的华容为“今华容”。古华容治所在长江以北，今华容全境在长江以南，它们地域演变有无渊源关系？唐宋以后史、志多以今华容县自古孱陵县析出，秦隶黔中郡，汉隶武陵郡，古华容隶南郡，两者无任何关系。对此，明代地学家孙羽侯曾经提出疑问，但未能作深入研究，以至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疑案。在撰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今天，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运用地理学、方志学的新成果，对历史资料进行全面比较、分析，把这个问题探讨清楚，解开这个历史疑难。
（一）
〔长江航道的变化是弄清古今华容沿革的魔障——周以前，荆河段江分数道，“九江孔殷”，“江南”、“江北”无定界；秦汉间，江水自枝城以下，“两分而为南北”；东汉以后，大江自石首以东，迳流亦颇与今不合。〕古时行政区域的划定，多以高山大河为界，以诸侯国而论，西蜀长期闭守于秦岭之南、巫山之西；百粤之国则偏处南岭之表；诸侯混战时代，“划江而治”、“临河结盟”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以州郡而论，则有河南、河北、湖南、湖北之称。但是，仅仅县级建置的华容，却地跨江表，横贯云梦，其间奥妙，单单只从建置分合中寻找，当然无法获得正确答案。
建置因革，有人为的因素，如战争影响、政令变化等；也有地理变迁的因素，如江河易道，湖床改变等。古今华容，地近长江，江水迳流的变化，自然会影响到县域的调整。自古至今，长江荆河段河道曾经有过较大摆动。
周代以前，长江自巫峡奔突而出，来到江汉平原，由于地势骤然平坦，海拔高程降低，江水成喷射状四散漫溢东下，自今湖北枝城至岳阳城陵矶，形成多道迳流，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对这段江流的走向作了记载：“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沱”者，“水自江出为沱”（《尔雅•释水》），实际是江水的分支。《禹贡》形成当时分支泄流的状况为“九江孔殷”。《孔氏传》解释为：“江于此州分为九道，甚得地势之中。”可见当时江水分支之繁。至唐至时期，长江此段河道尚有“九穴十三口”的遗迹。这数道江流，散布在北抵今沔阳、潜江，南至今公安、安乡的辽阔地域，故而其时这一地段“江南”、“江北”的概念是不甚明确的。
战国晚期至秦、西汉时期，荆江段的长江水道逐渐汇聚为两条主流，称为“南江”、“北江”。北魏郦道元（466~527年）《水经注》作了这样的记载：“（江水）过江陵县南，江有洲曰枚迥洲，江水自此两分而为南北。”明代文学家袁中道所写《澧游记》肯定了这种说法：“郦注《水经》，于江陵枚迥洲下，有南北江之名，南江即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变迁，今之大江，始独专其澎湃，而南江之迹，稍稍淹没，仅为衣带细流，然江水会澧故道，犹可考云。”清地理学家胡渭著《禹贡锥指》，亦持此说：“南江，在古时为岷江之径流，北江为沱，南江自枝江县南，又东迳公安县西，又东南流为涔水。《九歌》：‘望涔阳兮极浦’，即此水之北也，涔水历澧州之东北，又东南合澧水，以东南经安乡县西，而东入洞庭湖，与北江会。”其后，清嘉庆《一统志》、《行水金鉴》、《长江图说》等皆主此说。
东汉以后曾经发生一次大的水道变化。到郦道元为《水经》作注的时代，南江已成支流，而北江已形成了主洪道。但《水经注》所载这一时期的北江水道，与今长江主航道仍颇有差别。《水经注》对江水入今石首县境后的流向是这样记述的：“大江右径石首山北，又东径赭要，江水右得饭筐上口。江水又右得上檀浦，径竹町南。江水又右径长沙下隽县北，澧水、沅水、资水合，东流注之，湘水从南来注之。”而今长江航道的走向则是：自石首而东经调弦口、槎港山、塔市驿、监利县城、上车湾、洪水港、广兴洲、盐船套，再到今岳阳市北城陵矶。然而，不独这些地名不见于《水经》，且地势亦极不相吻合，尤其塔市驿至广兴洲一段，南岸青山迭出，为荆江段经历的唯一山地。航船多以为座标。《水经注》中，小如阳岐山、石首山，皆不吝笔墨加以记述，唯此段山却不见一字，可见今长江航道与《水经注》中此段江道航道已不相合。《水经注》中此段江道，过石首山后即已转向东南，进入洞庭湖范围，今人潘新藻考证说：“自赭要以下，饭筐上口，至生江洲、饭筐下口，又东至竹町、爵洲，皆在洞庭湖中。”（《湖北省建制沿革》）
（二）
〔秦时黔中与南郡，汉时武陵与南郡皆有明确分界——战国晚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秦“伐巫及江南为黔中郡”，地不及今石首、华容；三国以前武陵、南郡以景水为界，今华容在景水之东，当属南郡华容县地。〕
战国时期，秦破楚，以楚鄢、郢地为南郡，以巫、黔中为黔中郡，两郡分界明显。
“黔中”一词首出于楚地，楚在秦置巴、蜀郡的同时（周赧王元年），以所据枳（今涪陵）以东长江河谷盐泉及行盐地区置巫郡、黔中郡，统称“巫郡中”，其中心地域在今鄂西南、湘西北（据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又《战国策•楚策》载：“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今华容在地域上一般称为“南楚”，两者在方位上是大相径庭的。
秦置黔中郡终于秦昭王三十年（公元前277年），《史记•秦本纪》载：“蜀守若伐巫，及江南，为黔中郡。”一般论者以此为依据推断：秦黔中郡范围在“江南”，今华容全境亦在“江南”，故今华容秦时隶黔中郡。细考史实，其实是不妥的。其一，所谓“伐巫及江南”，语义应当是伐取巫地后再以巫为基点扩展到江南，不能泛指整个江南。其二，即使“及江南”包括了楚地全部江南地域，那么按当时长江航道划分，也不包括今公安东北部、石首及今华容主体部分。其三，秦取巫及江南地后，并未巩固下来，翌年（前276年），楚顷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取秦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史记•楚世家》）。楚复有巫黔中达14年，其后秦灭楚，复置黔中郡，一般史籍只记了其大体方位，具体四至抵界不可考。其四，大多数地学家和《史记》注疏家也没有认定今华容地域全境属秦黔中郡。王伯厚说：“黔中，汉改为武陵。今鼎、澧、辰、沅、靖州之地。”清许鸿磐纂《方舆考证》对秦黔中郡的考证是：“今湖南之辰州、沅州、常德、永顺等府及澧州、靖州皆是。”也没有把今华容划入其中。秦时南郡则是以楚鄢、郢为中心建立的，其与黔中郡的界线，当以那时长江主洪道划分。秦时华容未置县，但其境域（包括今监利、石首、华容）皆在长江之北。自然在南郡范围，故历来地学家皆以古华容为秦南郡辖地。
汉时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南郡建置未变。武陵郡临近长江与南郡接壤的孱陵县。其中心地域是今公安县，并延及今安乡、南县西北部，东汉以后还包括松滋县大部分。古孱陵县城在油江口。《水经注》载：“（油水）东至孱陵县，入油水也，县治故城……背油向泽。”南郡临近长江与黔中郡接壤的是古华容县。西汉时，孱陵、华容两县县界（亦即武陵、南郡郡界），仍是当时长江主航道，即《水经注》所载之南江，后来长江北支流量加大，古华容南境一部分地区由江北变成江南，但隶属关系未变。班固《汉书•地理志》：“繇水南至华容入江。”繇水即今油河，由南向北注入江中。油水流经华容，说明汉时华容地域延展到了江南。又《水经注》载：“江水又右迳阳岐山北，山枕大江，山东有城，故华容县尉旧治也。”亦重要佐证。这时古孱陵、古华容两县的分界线是景水，景水之西是武陵，景水之东是南郡。《水经注》载：“公安县有油水，南入华容，水东有景口，口即武陵郡界，景口东有沦口，沦水南与景水合，又南过澧水及诸陂湖。”郦道元时代，孱陵县隶南平郡，郦注以景水为“武陵郡界”，当指三国以前。这正好与《汉书•地理志》中“繇水南至华容入江，过郡二”的记载相吻合。
（三）
〔南安（注二）县从何处析出？——后汉已析孱陵置作唐；三国“吴以华容之南乡为南郡”；西晋，“罢华容置江安”，分江安置南安，南安县的母体是古华容，已是勿容置疑的事实。〕
南安县建于何时？有主汉末刘表者，有主三国孙吴者，有主西晋者。从现有资料来看，汉末三国时期置南安的说法不可靠。因为主此说的《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岳阳风土记》等，多是唐宋人所作，较主晋置南安的《宋书•州郡志》、《水经注》、《晋书•地理志》等要晚得多。且南郡作为三国军事要地，吴、蜀、魏三方活动频繁，“华容”、“公安”、“孱陵”等地名屡见史籍，唯“南安”未书乎史，可见三国以前不存在南安县建置。
三国时期虽未置南安县，但却为晋置南安县创造了条件。吴袭关羽据有南郡，移南郡治于江南，《水经注》载：“吴以华容之南乡为南郡”，意即以华容县江南部分为郡治。又《晋书•地理志》载：“南平郡，吴置以为南郡。”也是说晋南平郡治即吴南郡治。这样，古华容南境，包括今公安县东北、石首、华容地域就成了南郡的中心地带。吴又移孱陵、作唐来隶南郡，使晋朝在此基础上置南平郡有了基础。
南安县既是晋初所置，但究竟从何处析出，史籍有两种说法。郦注《水经》说：“晋太康元年分孱陵县立”，沈约《宋书•州郡志》说：“安南，令，晋武帝分江安立。”唐以后史、志多主前说，但综合分析各类史料，分孱陵置南安的说是不能成立的。东汉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年即已分孱陵县置了作唐县。作唐即今安乡全境和公安西南一部分地域，属孱陵县东南境。《水经注》对此作了明确记载：“澧水出武陵充县西……又东过作唐县北。（郦注：作唐，后汉分孱陵县置。……澧水转迳作唐县南，澧水又东迳安南县南……），又东至长沙县西北，东入于江。”可知东汉以后，今华容与孱陵在地域上已不接壤。两地之间，西部横隔作唐县，北部则有“华容之南乡”（今公安县东北和石首）与其相隔。因此，从古孱陵县析置南安县，在地理方位上是说不通的。相比之下，沈约所持分江安置南安的说法却比较切合情理。明代地学家方恺也持这种观点。他说：“南安，《水经注》作安南，误。谓‘分孱陵立’，亦非。考南安，分南郡之江安，故曰南安，不当作安南。”道理讲得十分清楚。
有的论者推理说：“南安县虽然自江安析出，但江安即公安，公安为古孱陵之一部分，故此，可以说南安析自孱陵。此说亦不妥当。江安县为西晋初所置，这一点，《水经注》与《宋书》、《晋书》是一致的。晋时江安与孱陵县在地域上毫无关系。《水经注》对设置江安县的来龙去脉讲得十分清楚。三国时，“吴以华容之南乡为南郡”，晋时，“杜预克定江南，罢华容置之，谓之江安。”这时的江安县范围就是汉华容县，它与同隶南平郡的孱陵县并立。由于晋初江安县境域极大，又“跨江南北”，因而分江安置南安势所必然。据此，新析的南安县只可能是汉华容县的一部分，而绝不可能是古孱陵县的一部分。稍后，华容从江安析出，隶南郡，至太康五年，再从华容划出监利、石首两县，这时江安与孱陵、作唐、南安、华容、石首、监利并立，其地只有今公安县东北隅，但与孱陵县地仍无关联。直到南朝宋永初二年，江安始改名公安，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改作唐入孱陵，孱陵、永安并入公安。这时的公安县始与孱陵搭上关系。后世以公安为古孱陵县地，是从隋以后公安县地域主体而言的。
（四）
〔隋改安南为华容事出有因——刘宋省石首入华容；肖梁省华容入南安；隋改安南为华容；唐析华容置石首，频繁的省、置、分、合之中，相互包含的脉络十分清晰。〕
刘宋元嘉年间（公元424~453年），省石首地入华容，隶南郡（据《东晋南北朝郡县表》、清光绪《湖北通鉴》）。其时华容县境包括了古华容县治地域（监利县东北）及今石首县大部分地区。这一时期，南安、江安、作唐等县地域未变，唯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南平郡治移作唐；二年改江安为公安（据徐氏表）。监利县隶巴陵郡，其他地区隶南平郡。
肖齐时期（公元480~502年），上述地区建置无变化，唯南平郡治移孱陵。
梁代武帝肖衍天监二年（公元503年），置南安郡于南安县，寻废，后梁敬帝绍泰年间（公元555~557年）复立南安湘郡，省华容入南安（据徐氏表）。又《清一统志》谓省入监利。考诸史实，前有宋元嘉中省石首入华容（古），后有唐武德四年析华容（今）置石首，故《清一统志》此说显然不可信，又清著名地理学家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也说：“南安（湘）郡统县二，一在湖北。”亦可证明古华容不可能省入监利，只可能省入南安。这时的南安县境实际包括了晋时华容、石首及南安三县范围。梁置南安郡的同时，析江安置永安县。梁武帝大同元年（公元535年）监利隶州陵；后梁肖（公元555~561年）立监利郡，至后周废，后梁文帝时，析作唐置安乡县。
陈文帝天嘉二年（公元561年）废南安湘郡，南安县复隶南平郡，其他地域建置未变。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东晋以来长达270多年的分裂局面。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调整郡县建置。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废南平郡，以其地入南郡，将安乡县划属澧阳郡。时南安县境域未变，唯县名更为华容，隶罗州（后改巴陵郡）。《隋书•地理志》：“华容，旧曰安南，梁置南安湘郡，寻废，开皇十八年改名焉。”为什么要改？其主要原因，不外乎“安南”这个字眼确乎是政局分裂的留痕，在隋的大一统江山的中心地域保留这个字眼已不太合适。而这时南安县境实际是除监利以外的古华容县地，而“华容县”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要久远得多，自梁末废省至隋初仅41年，自然由南安改华容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唐代，郡县建置基本因袭隋制，唯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分华容县置石首县，隶江陵府（见《旧唐书•地理志》），其境域包括晋时华容、石首大部分地区。而“华容县”则在晋南安县即汉华容县东南隅保留下来，至此，今石首、华容、监利、公安、安乡诸县建制基本定型，尔后历朝无多大变化。
（原载《云梦学刊》，1990年第1期）
胡良安的建议
9月3日上午，湖南省财政厅机关党委副书记兼办公室主任胡良安来电，认为《华容道》登载华容道周围的名胜古迹固然很好，但建议报道一些从华容道周边走出来的古今名人。（清闲居）
桥头李氏捐资开发历史文化景点
8月26日上午，桥头李氏共14房代表26人云集县城，共商捐资建设“桥头李氏历史文化公园”事宜，决定先期筹资5万元在东山水库库尾的龙头山上、仙鹅寺和石拱古桥旁建石坊、石亭、石碑、石凳、石阶等旅游设施。会议当天就集资6800元并签订了部分工程承包合同。（施定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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